上海红颜往事第10部分阅读（1/1）

，从中不难看出她泼辣的率真和对爱情、对自由的不懈追求。 这场婚姻一开始就是一大段给人印象颇深的，旧式婚礼的繁文缛节和西方文明的合璧。在各种礼仪以及带着喜庆色彩的花轿里和宴会中，18岁的她成了20岁的徐崇贤的妻子。他们婚前在同一所高中念书，通过两年的信，却连个照面都没打过，美其名曰自由恋爱，其实不过是信中二人对对方的称呼逐步变得亲昵，这也恐怕早就为这段婚姻的不幸埋下了伏笔。 新婚燕尔，徐崇贤对她恩爱有加。然而，那淡淡的浮华毕竟是不能持久的，而且很快便黯淡下来，显露出斑驳的本色。 她虽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少奶奶，但由于从小在优越的环境中成长，对于生活低能得很；而且怀孕后生下的又偏偏是一个女儿，这在当时重男轻女的社会里是极其可怕的。果然，她的不幸由此开始了。因为没能给徐家延续香火，她受尽公婆小姑的冷嘲热讽，与此同时，她又与丈夫闺房失和，丈夫不久就另有所爱。更可悲的是，当她夏天回娘家省亲时，本欲向母亲哭诉一切，哪料嫁出去的女儿毕竟是泼出去的水，母女间竟也生疏、客气起来。为怕母亲伤心，也为了面子上好过，她把所有的苦衷从喉咙口硬逼回了肚子里。 离开娘家的前一晚，母亲在为她整理行装时发现陪嫁的戒指不见了，便找她询问。由于经济窘迫，她早已将戒指卖了贴补家用，但为了怕母亲识破，她便谎称丢了。做母亲的总是怜爱儿女，为了怕她在婆家受人嘲笑，抬不起头，母亲竟将自己本来预备带进棺材的戒指悄悄塞给她。虽然她在诉说这一切时平淡而抑郁，没有流露出过多的大喜大悲，但身为女子的无奈和悲哀还是遮掩不住，由字里行间溢了出来。

事业女人——苏青(2)

上海沦陷以后，夫妻二人的裂痕加大了，人性自私的一面更加充分地膨胀、暴露出来。尽管她的叙述依然很散淡，没有过多暴力的场面，但那股血腥味还是浓郁地散发开来。本来上海就是一个花花世界，消费高得令人咋舌，再加上战争爆发，社会秩序破坏，所有的事情，通通都离不开一个钱字。她一个柔弱女子，没有地位也没有收入，而丈夫只顾在外花天酒地，不养家，也不负责任，碍于面子，还不许她在职业上发展。纵使她有再多的戒指也供不上这样坐吃山空。无奈之下，她向丈夫要钱以作家用，不想竟挨了丈夫一记耳光。从此以后，生性倔强的她开始卖文谋生，从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她到底还是个单纯的女子，即使最艰难的日子，她也能平常面对。在她的心中，始终点有一盏心灯，存着她对生活无限美好的期望，就像小女孩憧憬爱情时的那种柔韧的从容和热情。在那些独自写作谋生的日子里，面对生活的无助，她也会叹息，甚至发发牢马蚤宣泄心中的苦闷。可一旦拿起笔来，她便忘了自己。写作使她的生活有了保障，也使她自尊自强，有了独立的人格。她在散文《我的手》中通过描述自己手的变化，写出了自谋生路的幸福。文章的最后，写一位母亲将自己粗糙的手样印在纸上，寄给了她的孩子们，然后默默地将身后的乌云吹向一边，把灿烂的阳光留给她的孩子们。这正是她对自己心情的白描，以此保持着自己那份可贵的单纯。 因为她的单纯，也因为她海阔天空的胸襟,大胆直爽的性格，婚姻带来的不幸很快被冲淡了。无论看到丈夫潦倒落魄，还是看到他意气风发，甚至听到他和自己的女友在她病中时一起在屋外合唱《风流寡妇》时，她都再没什么感觉。她喜欢不起来，而且居然连恨也恨不起来。虽然还和那个叫徐崇贤的男子共处一屋，却已是同床异梦。她的躯壳早已被摧残殆尽，只剩下空空洞洞的一颗心了。 就在别人都以为他们会这么不痛不痒地耗上一辈子的时候，她提出了离婚。所有人都很惊讶，但回头想想也就释然——维系他们婚姻的爱情已经离去，还要这个名存实亡的家庭做什么！一向对男女之爱冷眼旁观的张爱玲在她的文章中这样评价他们的婚姻“其实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苏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样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不亦乐乎。” 她理想中的夫君应该有男子气概，但不是小白脸；是有架子的，但不官派；有一点落拓不羁，但又负得起经济责任的人。她还希望有几个干净聪明的儿女，合得来的公婆、妯娌、小姑，此外还有谈得来的朋友。她可以自己动手做点心请他们吃，还可以在料理家务之余写写文章。而这些徐崇贤都无法给她。他不过是个生意人，自私精明，在连良心都不值钱的乱世，家庭、亲情对于他更是没有丝毫价值。 由此看来，这对相处了十年的夫妇也的确没有什么理由继续待在一起。就如苏青自己所说的“现代的社会太容易使得青年男女离婚了，于是他们便离了婚。相聚相离，一切简单得就像童年时候玩的过家家，区别大概只在于如何将中间的过程复杂化。”就这样，在结婚的第十年，两个“自由恋爱”的人分开了。 独立的滋味 虽然苏青果断地离开了那个令她不快的家庭，虽然她卖文为生，可以自立而无求于人，但她是一个正常的女人，也会感到寂寞，也会渴望热闹的人生。于是她身边走来了一个又一个的男人。他们和她谈文学人生，把她当做自己的红颜知己，但“结果终不免一别”。 女人在乱世中生活本就艰难，单身职业女人更是难上加难。她是那个时代少有的独立女子，但她也渴望真爱、承诺，她也有所希冀，然而男人们只是欣赏她，却不能给她这些。“他们离开我，就回家休息了。他们有妻，有孩子，怎肯放弃他们的已经建筑起来的小家庭呢？他们对我说那是没有办法，那我的丈夫怎么有办法同我拆散呢？我恨他们，恨一切的男人！我是一个如此不值得争取的女人吗？”虽然她努力寻觅一个温柔的归宿，却也意识到由于性别的差异，女子很难有独立的人格。于是，她向社会问道“红颜若不薄命，这红颜往往不为人知；薄命若非红颜，其薄命也被认作平常……历史学家是最势利的，批评女人的是非曲直总跟着美貌走。难道不漂亮的女人薄命都是活该，只有红颜薄命，才值得一说再说，大书特书吗？” 其实，她并非不漂亮，相反还很耐看，至少是符合张爱玲的审美观的。“她难得这样静静立着，端想她自己，虽然微笑着，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安静，一静下来就像有一种悲哀，那紧凑明倩的眉眼里有一种横了心的锋棱，使人想到‘乱世佳人’。”于是每次男人们离她而去时，她就忍住眼泪说她也是玩弄男人的。但是，其实她很清楚在那个社会环境中“一个女人要玩弄男人是不可能的”。于是，“想到此处我不禁又气又难堪，用力揪自己的头发，恨不能把自己毁了。”当然，她并没有毁掉自己，她决心要用她有限的生命去“说我所要说的话，写我所要写的故事，说出了写出了死也甘心。我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痛快地写，一字一句，说出女人的痛苦，有时常恨所有的形容字眼不够应用”。

事业女人——苏青(3)

在这种背景下，她创作了《结婚十年》。这部印行了18版的作品立刻使她的创作高峰随之而来，包括中篇《歧途佳人》、短篇小说集《涛》以及多本散文集。她以女性的角度表现女主人公的心路历程，表达普通职业女性务实而不避利的特点，充满了女性的自觉、迷惑和焦虑。她又适时地提出“婚姻取消、同居自由”的观点，甚至毫不避讳大谈性问题，为此读者给了她“大胆作家”的美名。她的这种世俗化受到市民读者的大力欢迎。 于是，报纸长篇正文的边角里，开辟了她的一个小专栏。她不说风月，只和市民一起谈男人女人，谈结婚离婚，谈子女家长，谈职业人生。读她的文章就好似听她发言，快人快语，却句句在理。她自己也当编辑，一本《天地》杂志办得红红火火。“第一期原印三千，十月八日开始发售，两天之内便卖完了。当十月十日早晨报上广告登出来时，书是早已一本没有，于是赶紧添印两千，也卖完了”。（苏青《做编辑的滋味》）胡兰成就是读了这上面发表的张爱玲的《封锁》，才成就了他们的一段情缘。 她就是这样在上个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上海马路上走着的一个人，独自去剪衣料、买皮鞋、看牙齿、跑美容院，独来独往，却热热闹闹；脸上带着看透一切的讽刺笑容，却一如她的文字一样无矫无饰，天真感性，直抵人心。 不仅文章如此，她做事也是“世俗”到底的。替她出书的人仅想赚她一个35％的折扣都不容易，她可以自己把书拿到马路上去贩卖，甚至不惜与书报小贩在马路上讲斤头、谈批发价。一个女子竟有这种大胆、泼辣的作风，或许是继承了宁波人的精明。 虽然她的能干、独立不禁让人觉得她有女权主义的嫌疑，但有些时候，她也不免流露出小女人的意识。比如，为了孩子，她放弃了再婚的可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子之中，还写了《救救孩子》、《现代母性》等泣血之作。另外，她曾对张爱玲说，“女朋友至多只能懂得，要是男朋友才能够安慰呀”，也说明她潜意识里还是习惯于依靠男人的。 两个女作家 王安忆谈到苏青，说她“有些被张爱玲带出来的意思”。不错，虽然她们都是上海成为“孤岛”时走红的作家，很多人却是在张爱玲之后才知道她的，即使在她们一度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而后来张爱玲又终于走红时，她也没能红起来。 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首先两人成长的环境就大不相同。虽然同是大户人家出身，但苏青是从上海里弄的洋房里走出来的，而张爱玲则是由沪西公寓大楼上望下来的。一个童年幸福美满，快乐无忧，一个从小冷漠自负，郁郁寡欢；一个写散文，满篇谈的是衣食住行，一个写小说，始终唱的是女性哀歌；一个露在面上，朴实亲切；一个藏在纸后，寂寞苍凉。 看着苏青，大约便可认识上海的市民；读完张爱玲却还无法理解她洒脱寂寞的传奇。说到底，两人的差别便在这一近一远间。苏青是真实的，真实到随处可见，一口带着宁波味的上海话，一身极平常的衣服，要找她并不难。张爱玲则是虚无的，面上放开了手脚，骨子里还留着世故，没有颠覆的野心，却满是女性的聪敏和小心。她的“俗”是织进了“雅”里的，而苏青的“俗”则像白开水一样，清楚透彻。 在苏青的眼里和笔下，人生是多么实际——浪漫和美丽不是没有，但是搀杂在世俗、辛劳和众多小龌龊里，往往并不显得那样美好。在张爱玲的文章中同样能找到类似的表达“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但由于其出身是清末仕宦之家，华美中无处不透出奢华靡腐的气息，苏青则不然。正如实斋在《记苏青》一文里所说的“除掉苏青的爽直以外，其文字的另一特点是坦白，那是赤裸裸的直言谈相，绝无忌讳。在读者看来，只觉她的文笔的妩媚可爱与天真，绝不是粗鲁俚俗的感觉。在她最近一篇文章中，有一句警句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经她巧妙地标点一下，女人的心眼儿透露无遗了……” 1944年，她们共同就当时关于妇女、家庭、婚姻等问题坦诚地进行过一次谈话。这次谈话的珍贵记录代表了那个时代新女性的观念和思想，在60年后的今天所引起的反响依然是巨大的。 尽管两个人之间不乏差别，但这样不影响她们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虽然两人很少见面，却彼此相知。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淡所以不腻。作为同行，她们都是当时文坛女作家中的前卫者。她们都用女性独有的细腻眼光写着身边的事情，她们有着相同的灵气。她们表面上和和气气，私下里也在相互嫉妒、竞争着，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又让她们惺惺相惜。“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于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张爱玲如是说。 晚景凄凉 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因与胡兰成恋爱而备受攻击，冷静而善于自我保护的她选择了沉默。最终，在昙花一现的风光日子后，张爱玲走了，在多少有点勉强地写完《十八春》和《小艾》后坚决地去了海外。她明白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她一定要走。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决定是正确的，使她最终没有受苏青的那份罪。

事业女人——苏青(4)

苏青没有走，她骨子里是个天真热心的人。在旧社会，虽然当过红作家，可也吃了不少苦，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她想像着一个新的社会总是好些。她留在上海和越剧尹派创始人尹桂芳合作，参加剧团编剧，到内地深入生活。因为古文底子好，编的历史剧还得到过政府的嘉奖。对于自己从事写作，她这样表白“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我那时适逢其时，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国民。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样，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沦陷区的人民也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心中并不觉愧怍。”对于有些所谓正义文人和地下工作者，她还犀利地指出“虽然在笔名的掩护下，我们也略能窥到他们的真面目。考查他们的工作成绩，除了钻过防空洞外，也并未做过其他的什么地下工作。” 一个个性那么强的人能做到这一步，可见其心之诚。然而她仍未逃脱后来的政治运动。 1955年，她因涉嫌“胡风案”被关进了监狱。一年半后出狱，之后，她失去了工作，生活变得更为艰难。她疾病缠身，却无钱看病，不得已只好向自己的至亲骨肉们求助，而对方却与她划清界限，断绝来往。这真是应了她说过的似是无心的一句话“他们（男人）都是骗我的，也许将来我还得受孩子们的骗，辛辛苦苦一场空呀。”面对亲人的无情，她闭门谢客，任由身体继续恶化，也不医治。她侍弄了些花草，她说，“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侣”。她对生活已经失望，惟一希望的只是快快死去。 弥留之际的她躺在病床上，最大的心愿只是想找一本已被列入“禁书”的《结婚十年》，有个忠实的读者出高价复印了一册送给她。而那时她已是“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 。 1982年12月7日，身患糖尿病、肺结核等多种病症的苏青，病情突然恶化，大口吐血，带着深深的遗憾走完了自己的69个春秋。 她死后被安静地火化，骨灰也于三年后被一位失散几十年、从大洋彼岸来寻她的亲属带出国。她临终时曾希望葬回老家，没想到的是，最终还是走上张爱玲的路——远涉重洋。不同的只是张爱玲在生前，而她在死后。 如此凄凉的结局，恐怕是她自己也想不到的。 青山常在，绿水常流，我们却找不到文人苏青之墓。如果人死后真有灵魂，是否她的灵魂也会感到凄凉无依？ 她在《归宿》中对自己说“三十年后，青山常在，绿水常流，而我却魂归黄土……总有我的葬身之地吧。我将在墓碑上大书‘文人苏青之墓’，因为我的文章虽不好，但我确是写它的，已经写了不少，而且还在继续写下去，预备把它当做终身职业，怎么不可以标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呢？也许将来有人见了它说哦，这就是苏青的坟吗？也许有人会说苏青是谁呢？——是文人，她有什么作品？待我去找找看。虽然那时我已享用不到版税了，但我还是乐于有人买书的……什么地方是我的归宿？我真正的灵魂永远依傍着善良与爱。” 今天，虽然我们看不到“文人苏青之墓”，但我们还是愿意去探寻这“事业女人”昔日的足迹。

一代画魂——潘玉良(1)

古今中外的经传中，她是民国初一个非常特殊的典型。她面貌虽丑，却画艺精湛；她屡遭世俗的重压，却从未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她曾两渡重洋，留下作品数千件，却最终客死他乡。她，一个出身青楼的女子最终成为让世人景仰的画家。这近乎神话，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她就是潘玉良，一个在男权社会中想成为男人的女人。 历经苦难 潘玉良，1895年6月14日出生于江苏扬州。她本名陈秀清，后来被亲属收养，改姓张。她两岁的时候，父亲和姐姐相继病故。8岁时，母亲也在贫困交加中去世。于是她成了孤儿，开始和舅父生活在一起。她的舅父是一个出了名的赌棍，一旦赌输就常常对她拳打脚踢。没有爱的童年生活是暗无天日的，没有丝毫的快乐可言。13岁那年，她那没有人性的舅父为了积聚赌资，将她骗到安徽芜湖，卖给那里的妓院当烧火丫头，不久被迫卖艺，易名张玉良。在妓院里，她开始学吹拉弹唱的技艺，学唱京戏中黑头、花脸的曲调，这些都为她后来拥有的良好艺术感觉打下了基础。 整个妓院的氛围是女性化的，权力的主导却是男性。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出卖灵肉的女子们只能一味地温顺，而从小的苦难再加上生活的穷困，使玉良过早尝遍了人间的酸苦，也使她的性情格外刚烈、倔强，坚决不拿自己的身体作交易。因为拒绝接客，她逃跑过10多次，甚至毁容上吊过数回，却依然无法摆脱这个遭人唾骂的阴影。她知道当妓女不是自己的错，一切都是险恶的人世所带来的，她孤寂的心强烈渴望着开始另一种清新的生活。 终于，4年之后，命运向她伸出了慈爱的手。一位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男人——潘赞化走进了她的生活。 潘赞化当时是芜湖海关监督，他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是同盟会会员，为人正直，富有同情心。他是那个时代多余的人，对于功名利禄他毫不上心，只向往有一个家，一个安定的、平和的生存环境。他曾参加过云南起义，极力宣扬自由时代的可贵，但自己的生活却总是事与愿违。矛盾痛苦中，他来到青楼之地放纵自已，却被玉良的身世和才情所打动，二人相知相爱并相惜。他最终用重金将她赎出。为表达对他的知遇之恩，玉良便将潘字冠在自己名前，改名叫潘世秀。 1913年，由惟一的来宾——当时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证婚，她和潘赞化在上海成婚，从此成为他的第二位夫人。 投身艺术 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政治上动荡不安，文化上变化多元的城市，旧与新，地理与人文，商业与文化都极发达。 成为年轻少妇的潘玉良由于出身的卑微，常遭到潘赞化的原配夫人的恶语相向。潘夫人是一个裹着小脚的旧式女人，极为陈腐，对于这个突然闯入她的生活、与她争夺丈夫的女子，她睚眦必报，寸土必争。因此，虽然衣食无忧，玉良却成天闷闷不乐。她对平静、陈旧的生活感到索然无趣，对常常需要的忍气吞声感到不满，她向往做自己喜欢的事。于是，家务之余，她开始跟从潘赞化学习读书识字，有意无意间接触了许多艺术家，也接受了许多新的思想。 她天资聪慧，对色彩极其敏感，求知欲和上进心很强，在学习上进步得很快。1917年，在潘赞化的鼓励下，她跟随他们的邻居，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师洪野学画，开始了艺术启蒙。第二年，她又在他的建议下，报考了该校。入学考试时，她的成绩最好，可当时美专的教务主任考虑到学校因为人体模特风波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攻击，若再接受一个妓女出身的女子，可能会把学校的牌子砸了，就没有录取她。赞赏她的校长刘海粟得知后，连忙拿起毛笔赶到榜前，在第一名的旁边写了“潘玉良”三个大字，并亲自通知她被录取了。就这样，她改名潘玉良，进入专业学校，师从刘海粟、王济远、朱屺瞻等人，接受传统艺术教育和素描、速写、色彩写生等基础训练，开始了她布满荆棘、历经磨难的艺术之路，成为中国最早进入专业美术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艺术女性之一。 她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十分刻苦勤奋，因此常受到教师们的鼓励。在这些具有开创精神的新一代艺术家的教导下，她认识到生活原来是可以更加高远、更加自由、更加自我的。她这样描绘自己当时的心情“不止一次地从梦中笑醒。” 她的优秀很快招来了别人的妒忌，有人开始故意探听她的身世并四处散布，顿时，污言秽语漫天飞扬。据说，还有一个富家小姐竟为此退了学。然而，潘赞化一如既往地支持她。这种救助和支持，与其说是出于个人的感情，不如说是出于一种信仰和道义。他一向开明，主张男女平等，曾有人悄悄告诉他“潘玉良常和男同学出去写生”，他听了不以为愠，反而明白表示支持她这样做“男女社交公开嘛！” 这对她是难得的理解。 正是在这种无条件的支持和理解下，1921年，她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美专毕业。恰逢当时留法勤工俭学兴起，为了使她摆脱这个令人窒息的为封建势力所包围的恶劣环境，当然，也是为了让她艺术上有更大的长进，导师刘海粟建议她去法国深造。于是，潘赞化又通过安徽省教育厅为她取得了官费留学名额。在“法华教育会”安排下，她远渡重洋，开始了第一次欧洲之行。当时同行的还有苏雪林、林宝权、罗振英、杨润余等13名女生。

一代画魂——潘玉良(2)

在上海不足10年的生活就此改变了她的一生。她的成长虽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却也有不少幸福的成分——问茫茫人世又有多少人可以遇到这样的贵人，这样不嫌弃她，又这样无条件地提携她呢？ 异国学梦 潘玉良来到法国后，先进入东部的里昂美术学院学习法文，两个月后考进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专攻油画。 当时的巴黎，是欧洲各种艺术思潮融合的殿堂。从古希腊、古埃及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从法国古典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绘画，各种流派的思想在这里激荡、交融，纷呈在她的眼前，她如饥似渴地沉迷在小“花都”的艺术世界中。毕业后，她又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师从达仰·西蒙，与后来的一代画师徐悲鸿同窗。 1925年是她留学生活中最为艰苦的一年。因国内动乱不断，留学津贴十分紧张，在巴黎生活愈加不容易。在许多人选择回国的时候，怀着对绘画的热爱，她毅然选择到意大利继续进修。同年，她考入罗马国立艺术学院，跟随绘画系主任康洛马蒂学习。她的绘画天赋深得其赏识，被破格直接升入该学校三年级学习，成为该院的第一位中国女画家。两年间，她创作作品众多，凡意大利国家美术展，她的作品每必入选。1927年，她的作品《裸女》参加意大利美术展览获金奖和5000里拉的奖金。从此，她的艺术创作开始备受世人关注。 1928年冬季，潘玉良学成回国。8年的留学生活使她大开眼界，也丰富了她的艺术世界。而此时的中国，外敌入侵，内乱不断，民不聊生，许多画家的艺术才华和艺术追求难以施展。面对国内的作风迂腐、理念僵化、封建自闭，她感到深深的失望，倔强的本性和完美主义的特点使她决心努力去改变这一切，却也因此招致很多世俗的恶毒中伤。 回国不久，她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受导师刘海粟之聘，她回到母校上海美专任西画系主任、教授，除此之外，她还兼任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中央大学艺术系美术科教授，先后与王济远、庞薰琴、徐悲鸿等名家共事。1936年，她回到上海美专任西画研究所所长、教授，同时笔耕不辍，又随后举办了四次个展，并出版了《潘玉良油画集》。 由于接受了欧洲画坛的先进思想，她的画独特新颖，这在其早期的作品中一一反映出来。她的《春之歌》吸取了印象派绘画的光色变化，以自然抒情的笔调表达出生活中蕴涵的美的境界。而《仰卧女人体》则用笔刚劲，造型简洁，色彩浑厚，似乎又有19世纪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的影子。然而她这一阶段更多的还是像《红衣老人》、《黑女像》等风格典雅、构图庄重的作品。其娴熟的技法，遒劲的笔力，充分展示了她师承古典主义的严谨作风和良好的学院派传统。据说，她的一幅《壮士头像》曾被当时的外交部部长以1000银元收购，轰动上海滩，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她还有许多作品入选“首届全国美展”（解放前国民政府时期），被画界誉为“中国西洋画坛的第一流人物” 。 抗战前，她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美术教学和研究上。这期间，她的作品多为油画、素描，也有少量的雕塑，题材十分广泛，功力扎实，同时又或多或少闪现出一些西方绘画流派的烙印。此时的她在艺术创作上已经如日中天，逐渐走向成熟，并在画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可惜她的现代主义画风并不被当时的主流文化所认可，也与当时在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艺术产生严重分歧，因而时常受到排斥和贬损。 抗战期间，她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与当时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倡导活动，与前辈和同僚们一起，成为中国现代艺术思潮的骨干力量。1931年，她协助蔡元培组织“中国艺术学会”。1934年，她捐赠玉雕佛像支援绥远军民抗日。同时她还参加了多次当时美术界的义卖活动，并多次发表讲话，谴责一些“知名人士”远离现实、话多画少，并因此受到一些诸如“妓女不能玷污象牙之塔”的诽谤攻击。但她不为所动，反而以加倍的努力投身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她创作的油画《白菊》，就寄托了自己对艺术、对爱情无限忠诚的追求。 可惜的是，虽然她有志于献身国内美术教育，但早年不幸的出身，却使她难以在保守的中国社会立足。1937年，借参加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和举办自己画展的机会，她终于再次离开生活了八年的中国，远赴欧洲继续深造，开始了她长达40多年客居他乡的生活，直至去世。 旅居生涯 自古以来，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女性要成功往往比男性困难，必须付出更多牺牲，才能成就事业，潘玉良也不例外。 初到法国，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紧张，许多留法习画者正纷纷离去，她的生活也十分窘困。据当时正在法国留学的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回忆，她的住处就是在歌剧《波西米亚人》中所描绘的许多穷画家、穷学生聚居的“拉丁区”的一个小阁楼里。房间的墙上贴满了她画的素描，线条非常流畅，而且很有力，多是捰体，其中还有她的自画像。 在法国，画家属于自由职业者，要靠卖画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巴黎又是高消费的城市，为人忠厚诚实的她，没有代理商代理出售作品，也不会宣传“推销”自己。于是她的画卖出的很少，往往入不敷出，只能靠社会补助金勉强维持生计。然而，巴黎浓厚的艺术氛围很快使她忽略了一切的困难，依然孜孜不倦地创作。旅法画家贺慕群曾回忆说“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晚年时生活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条小街，她住在顶楼，住房兼画室，生活清苦，但是勤于作画，有时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画，整天都不出来。1954年，法国曾拍过一部记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的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惟一的一个东方人。”

一代画魂——潘玉良(3)

此时的她比第一次赴法时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她开始有选择地从众多艺术大师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广征博采，融合了后期印象派、野兽派以及其他流派绘画的某些风格和韵味。她在借鉴他人的同时还能明确地抒发自己的感受和创造，没有拘泥于一种风格、一种形式之中。 1944年8月巴黎解放后，社会慢慢恢复正常，她更加积极地投入创作，每年定期参加在巴黎的一些团体展。1945年，她被选为中国旅法艺术学会会长，并于当年与同仁致电国内当局，要求追索被日寇掠夺和破坏的中国艺术品。1948年10月，她与刚从上海来巴黎不久的赵无极以及其他两位中国画家举行联展。随后她又先后在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意大利、比利时、希腊、日本等国举办多场个人画展。 在数十年的国外旅居生涯中，她不但在油画创作领域成就卓越，还尝试用中国画、版画、雕塑等艺术形式进行创作。主要的代表作有油画《自画像》、《假面具》、《裸女》、《周小燕像》、《花摊》，雕塑《王济远像》、《张大千像》等。她参加过法国的第51届、55届、56届“法国独立沙龙展”，作品油画《裸女》还参加过1946年“秋季沙龙展”、联合国举办的“现代国际艺术展”，并且在美国、英国、意大利、希腊等国巡展。她荣获的国际奖项共有21个。除了前面提到的意大利国际艺术展览会金奖外，还有法国国家金质奖章，法国艺术、科学、文学、教育促进会金奖，巴黎市“多尔烈奖”，比利时金质奖章等。除油画之外，她还创作了雕塑《格鲁赛头像》、《蒙德梭鲁头像》，后分别为巴黎尚拿士奇博物馆和法国国立教育学院收藏。 虽然她才华横溢、勤奋有加，但因为她极强的个性，罗马、巴黎艺术殿堂大师级的位置始终与她无缘。认识她的朋友说，她有“三不”女士的称号一生坚持不入外国国籍，不恋爱，不和任何画商签订合同，努力做一个独立的人。这样的想法，前两项对她似乎不难，但第三项不免影响了她在巴黎艺术界的利益。特别是战后，艺术家与画廊的合作更为密切，拒绝与画商合作，成功的机会就减少了许多。尽管如此，仍有赏识她才华的法国文化界人士，邀请她在巴黎塞努希博物馆举行展览。 然而，她在赢得功名的同时也失去了心灵的自由，失去了心灵自由的最高结晶——爱情。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艺术家返回国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刘海粟也给她去信，希望她能回国。随着年岁的增长，体力的衰退，她也格外思念故土和亲人。1951年，她致信家人提及回国之事，1956年她申请回国，但法国当局却不准她将自己的作品带回。就在她迫切想抛开法国的一切荣誉返乡之时，她的大恩人潘赞化却活得越来越低迷。 1960年，潘赞化在安徽病逝。闻此消息，她悲痛欲绝，从此染病，很少再提起画笔。他是她一生的至爱，他对她有再造之恩，而她却没能陪伴他，照顾他，哪怕是在他弥留之际。她的心开始苍老了，有人说她已经不爱潘赞化了，她只爱她的画。她不为所动，在关系到自己尊严、事业、爱好的问题上依然我行我素。几年前，她曾寄给潘赞化一首小诗，写道“遐路思难行，异域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身处繁华界，心涌故国情。何日飞故里，不作寄篱人。”怀着浓浓思乡情，她独自在法国勇闯一道一道的难关，在自省中攀登，在攀登中升华，追寻心灵的快乐，追求人生的真谛。终于，她成了才女，成就了自己，万众景仰，百世流芳。而这是否就是当她还是潘家二夫人时，就一直做的梦呢？ 1964年中法建交，她应邀出席中国驻法大使馆举办的首次“国庆招待会”。首任驻法大使向她介绍了祖国的发展情况。目睹这么多中国人聚在一起，她又萌发了回国的念头。于是，她立刻写信给儿子，要他办理回国探亲手续，可是就在她动身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