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惑之道途第64部分阅读（1/2）

这一身份站立在郭靖身边。

黄蓉本人是蔑视礼教，国家民族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但是因为自己的丈夫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共同壮烈牺牲。这是民族大义，我们难以说什么。但是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郭靖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自然加以反对，但是以黄蓉蔑视礼教的本性却加以反对，甚至更加激烈呢？居然作出偷窥小龙女和杨过同居一室是否逾礼的行为。难道真的应了“结婚前的女儿是珍珠，结婚后的女人是鱼眼睛”这一句话？从根本上追究，这当然是“出嫁从夫”的影响。很奇怪的是，黄蓉本来不受礼教约束，怎么结婚后便遵从起礼教的“三从四德”来了？

在《碧血剑》中，温青青鼓动袁承志去寻宝，主要源自自己对金钱的热爱。遭到袁承志的训斥后，她用帮助闯王这样的理由说服袁承志去寻宝。实际上，她对闯王事业的理解恐怕几乎是没有的，热衷寻宝是出于自己的私心。但是寻找到富可敌国的宝藏后，有这么一段话

袁承志道“这些宝物是明太祖当年在天下百姓身上搜刮而来，咱们用来干甚么？”青青和他相处日久，明白他心意，知道只要稍生贪念，不免遭他轻视，便道“咱们说过，寻到财物，要助闯王谋干大事，自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袁承志大喜，握住她手，说道“青弟，你真是我知己。”

这一段话几乎可以说奠定了以后的金庸小说里的正邪恋的模式。抛开道德因素的影响，这种女性在爱情的驱使下对男性的附和和服从心态，是早已深刻打上了男尊女卑的烙印。金庸选择这样的模式，一方面是现实的细微反映，另一方面也是金庸本人潜意识里男尊女卑影响的结果。

张翠山和殷素素成亲之后，殷素素表达了对她丈夫的人生准则的臣服“小女子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随我夫君行善，决不敢再杀一人。若违此誓，天人共弃。” 这种对丈夫道德的臣服，来自于在爱情驱使下对丈夫的盲目的顺从。赵敏走得更彻底，抛弃了自己的民族、家庭、宗教，几乎抛弃了自己的一切。抹煞自己旧我的一切痕迹，为自己的心上人打造一个全新的自我。用脱胎换骨的重生的惨烈来换取爱情角逐里的胜出。我们可以想象得出，赵敏除了张无忌一无所有，她的一生将作为张无忌的妻子终结。

再看小龙女和杨过的恋爱。在终南山重阳宫里结为夫妇之后，从原来的“姑姑与师侄”的角色迅速转变成为“丈夫与妻子”的角色。小龙女从原先居高临下的“姑姑”变为了“妻子”，杨过则从“师侄”转变为被妻子仰视的“丈夫”，两人的心态都发生微妙的变化

杨过低声道“你指挥蜜蜂相助，咱们闯将出去。”小龙女做了杨过妻子，听到他说话中含有嘱咐之意，心中甜甜的甚是舒服，心想“好啊，他终于不再当我是师父，真的当我是妻子了。”当即应道“是！”声音极是温柔顺从。

小龙女满心的欢喜来自于杨过心态的变化。以结婚为分界线，结婚前女强男弱变为男强女弱。作为丈夫，杨过自然而然地变为居高临下的人（这种变化不是他刻意的，他自己本身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只不过是潜意识里接受了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女性则迅速转化为站在丈夫背后，仰视丈夫的角色。比起杨过，小龙女对这种世俗的婚姻模式的感受更敏锐。因此，她才如此敏锐地把握住杨过的心态变化。不可忽视的是，传统对女性的影响是多么的强大，也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将自我的幸福感和踏实感系在丈夫对自己的吩咐下，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可见一斑。也许这样的话我们能够理解少妇黄蓉为何会遵从礼教的“出嫁从夫”。

必须指出的是，金庸安排这样的模式并非是刻意为之。一方面，这样的模式出自男性作家一己以及群体的想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女性自我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把其纳入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因此，这种模式在表面上看起来是现实女性心理的反映，但是在背后是几千年来女性被传统构建成女性的悲剧。恐怕最悲哀的事情不是沦落为奴隶，而是身为奴隶对奴隶的身分得到自我的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特例――《天龙八部》里的天鹫宫。这是一个受伤的女性结合的群体，因为男人而受伤的她们结合成一个仇视男人的女性同盟。她们共同拥有创伤记忆而形成彼此之间的姐妹情谊。但是，这个纯粹的女儿国里，不存在创伤记忆被治愈的情况。姐妹情谊只能加重她们的创伤记忆，而非治愈。直到虚竹的介入才使这个女儿国的女性的创伤记忆得到治愈。这个寓言隐约含有的主题似乎就是一个纯粹的女儿国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存在也是不正常的存在。失去男性，女性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对男性日益深重的仇恨不过是对男性的依附的另一方面的反映。只有男性介入这个女儿国，她们才能获得正常的生活方式。

七、东方不败

因为章名太长，所以写在这里

——被阉割的男性、被扭曲的女性气质

《笑傲江湖》里存在一个独特的群体——即以东方不败为代表的自宫的男性，包括岳不群、林平之。为了获得最高的武学奥秘，借以获得至高的权力或者达成自己的心愿，这个群体的男性用一种匪夷所思的甚至是残忍的方法来学习《葵花宝典》。

他们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武技上的迅速提高，甚至掌握了莫大的权力，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失去了性别，在这个由男性掌握了话语权的世界里，他们成为“他者”。不仅遭到男性的排斥，也遭到女性的排斥。史书美在《性别与种族坐标上的华侠省思——金庸·徐克·香港》论述了东方不败的形象以及这个形象背后隐含的性别政治

“其不阴不阳的性别模糊地带也即是非人性非理性的冷酷的象征。

“他的出现对以令狐冲为男性的表率（身怀绝技之多情侠隐之人）和以任盈盈为诸女性的表率（有适当的才华和适当的娇羞的女性） 的性别秩序有着相当不安定的作用。他的不男不女，他的丑陋和颓废，他的无法被归类，他的不可思议，令狐冲只能以两性秩序井然的观点排他于秩序之外的‘他者’之境，即是变态同性恋者，也是阴险毒辣的大魔头，不仅是已丧失了人性，更是充满‘妖氛鬼气’，有着‘妖异模样’，令人‘恶心’，更加‘越看越是心中发毛’直称他为‘老妖怪’、‘男扮女装的老旦’。此时，性别境界模糊的东方不败已然被纳入‘妖魔’之境，人情之境的逻辑已无法适用于他，从而变成了绝对‘他者’的代名词了。……东方不败这一符号的建构，是经由性别错乱的载体而展现为极致，暗指《笑傲江湖》中对政治人物的讽刺中隐含的对性别越界不甚苟同的基本立场。“东方不败之不忘义不忘情之举，却因他的诡异的性别错乱而变成不可理论的一部分，全然被他者化，而不是人性某些美好质素的保留与展现。”

在上述论述中，史书美注意到了东方不败的性别模糊——不男不女，不阴不阳。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继续挖掘下去，他忽视了这个性别模糊下面隐藏的父权制社会中的性别歧视以及棒棒崇拜论。

东方不败的丑陋、可怕、变态、恶心，是从令狐冲的眼光里映射出来的。令狐冲的眼光包含了三个层面第一，令狐冲本人是这个男性掌握话语权的世界——江湖世界里很具有代表性的男人，可以说是男人中的男人；第二，造就这个江湖世界的作者是男性；第三，长期以来读者的普遍心理沉淀形成了男人应有的形象。

用男人的眼光来打量东方不败，他自然不是男性的，因为他不具备男性气概。但是，在《性别与种族坐标上的华侠省思——金庸·徐克·香港》一文里作者忽视了东方不败的变态妖异不是因为他的不阴不阳，而是在于他身上多了原本不应该有的“阴”，也就是女性气质。试看《笑傲江湖》里对东方不败的描述

“一进门，便闻到一阵浓烈花香，见房中挂着一幅仕女图，图中绘着三个美女，椅上铺了绣花锦垫。”

“最后这两句说得嗲声嗲气，显然是女子声调，但声音却明明是男人。”

“房内花团锦簇，脂粉浓香扑鼻，东首一张梳妆台畔坐着一人，身穿粉红衣衫，左手拿着一个绣花绷架，右手持着一枚绣花针，抬起头来，脸有诧异之色。”

“慢慢给他除了鞋袜，拉过熏得喷香的绣被，盖在他身上，便似一个贤淑的妻子服侍丈夫一般。”

诸如此类的句子还有很多，就不举例了。从这些描述上我们可以看到东方不败居住的地方——女子的闺房（令狐冲便如此认为） ，他的声音——“嗲声嗲气”、他穿的衣服——“粉红衣衫”、他的举动——绣花、他的武器——绣花针，一切都是属于女性的。而东方不败本身是个男性（这个时候众人还不知道他自宫了），所以一切显得“阴森森的妖氛鬼气”，正来自东方不败的男性身份和女性气质的不协调。

在这里又存在一个心理定势，这个心理定势不仅存在于令狐冲、任盈盈的身上，还存在于作者金庸，以及广大读者的身上。那就是嗲声嗲气、粉红衣衫、绣花针……这样的形容和物体是女性专有的，或者说它们体现了女性的女性气质。

也许作者没有注意，读者也没有注意。这个心理定势正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里引起的批判最严重，也是最一致的

“长期以来，大多数女权主义一直从事着这样一种约定成俗的时间，即用‘女性’（fee）和‘男性’（scule）代表社会构建（受文化和社会规范强制的性别和行为模式），并将‘女的’（fele）和‘男的’（le）用作纯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女人气质’（feity）是文化建构正像西蒙娜·德·波伏瓦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one isn’t born won,one bees one）。从这个角度来看，父权制压迫包含了这层意义把‘女人气质’的特定社会标准强加到所有生物女人身上，恰恰是为了使我们相信‘女人气质’的被选定标准是自然的。”

在父权制社会里，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是二元对立，前者意味着阳刚、力量、智慧、主动等等，后者意味着阴柔、软弱、无知、温顺等等。前者表示了一种理想的状态，而后者是女性应有的，也只能在女性身上才表示理想的状态。一旦男性身上出现了阴柔、温顺、软弱等，那就意味着理想的缺失。因此，女性气质实际上是一种被扭曲的女性气质，是男性以自我为中心塑造出来的女性气质，并且强迫要求所有的女性主动或者被动地符合这个规范。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里，我们深受影响，并且默认为这是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如陶丽·莫依尖刻指出的那样——“甚至就连女人也会无意识地使性别歧视的态度和yu望自我内在化”。

在作品里放进一张脸并赋予它一个性别，那么，作者就创造出男人或者女人的表象。随着令狐冲的眼光，我们步步惊心，东方不败在视觉和听觉上给于我们强大的冲击。这来源于读者先前内心的界定——东方不败是个男的，同时也界定了他的气质、性格、行为以及穿着打扮等等。所以，界定中的东方不败和实际的东方不败的形象之间的巨大差异引起读者的强烈反感。正如史书美所言“东方不败之不忘义不忘情之举，却因他的诡异的性别错乱而变成不可理论的一部分，全然被他者化，而不是人性某些美好质素的保留与展现。”

不仅如此，根据金庸在修辞上的选择和使用，我们也能捉摸到他本人类似读者的情绪的流露。这体现了作者和读者两方面的集体无意识。伍尔夫说得好“是衣服穿我们，而不是我们穿衣服”（《奥兰多传》）。这也说明了优秀的作家一方面能超越时代，同时也不能超越时代。

在前文提到，金庸对女性的界定是“爱qg动物”，当东方不败失去了棒棒，多了女性气质后，他/她从一个充满权利yu望的枭雄变成了一个只愿意和爱人长相守的人妖。也许，这正暗暗吻合金庸对女性的界定——“爱qg动物”。

东方不败的形象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个特有的独特的群体——太监。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包括在今天）普遍范围内他们被视为并非是值得同情的残疾人，而是一种异化的妖物。太监，在这个称呼的背后，不仅意味着生理上的残缺，也意味着他们失去了父权制社会里引以为傲的男性的标志。

在太监的身上深刻折射出中国父权制社会的棒棒崇拜 ，失去了棒棒意味着失去了男子气概，意味着男性性别的丧失（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而且是社会意义上的，并且后者的涵义更多于前者）。并且引起气质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女子气”，或者“娘娘腔”。男性身上多了不应该有的女性气质，使得男性气概受到极大的损害。而这种损害的缘故来自棒棒的被阉割。如同东方不败自己所解释的“唉，冤孽，冤孽，我练那《葵花宝典》，照着宝典上的秘方，自宫练气，炼丹服药，渐渐的胡子没有了，说话声音变了，性子也变了。我从此不爱女子，把七个小妾都杀了，却……却把全副心意放在杨莲亭这须眉男子身上……”，他把自己的变化归结成棒棒的丧失（到底是否是这样，不知道生理学上有无解释），把变化的趋势默认成向女性靠拢。作者如此解释，读者也如此接受解释。

在东方不败身上体现的种种性别混乱，以及作者与读者对他的界定和认识，似乎都在暗示正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惯例在决定着男性和女性，并确保性别的对立成为一种井然有序、等级分明的两极分化。[無彈窗閱讀]

八、爱上雕像的男人们

古希腊神话里有一个特别的典故皮格马利翁是塞浦路斯国王，也是雕塑家，还是阿佛洛狄忒的祭祀。他十分厌恶现实中的女性，却爱上自己雕的一个象牙女雕像。爱神阿佛洛狄忒被他的痴情所感动，赋予雕像以生命，并让雕像作了皮格马利翁的妻子。这个典故由于太独立，一般认为是阿佛洛狄忒崇拜的延伸，但后世的精神分析学家和女性主义者都从中读出过与美狄亚故事相关的女性祸水说和厌女症。

虽然年代相距久远，而且文化背景差异巨大，但是在金庸的《天龙八部》里有一个类似皮格马利翁的故事。逍遥子与师妹李秋水居于湖底，恩恩爱爱，但是当逍遥子雕完“神仙姐姐”的雕像后，竟然痴迷上这个不笑不动的雕像，反而对身边活生生的能笑能动的师妹不闻不问了。“神仙姐姐”的出现酿造了一个爱情悲剧。不过，继而因为段誉的出现又造就了一个爱情喜剧。痴迷上“神仙姐姐”的美丽的段誉，竟然在现实中找到了“神仙姐姐”的翻版――王语嫣。并因为他的痴情和锲而不舍最终抱得美人归。皮格马利翁故事的情节“女人―雕塑―女人”在逍遥子――段誉之间完成了轮回。这种相似不禁让人猜测是不是皮格玛利翁的故事给了金庸的灵感呢？

在这两个类似的故事里体现的是男性――创造者，女性――雕塑这样相对应的关系。寓言的背后也许是这样的隐喻男人创造了女人。男人用自己的期待预设创造了符合自己期待预设的女人。段誉为何爱上王语嫣？是段誉见过雕像之后，怀着对自己爱人的期待预设在现实里寻找到对应物。

作为创造者的男性把凝视目光投射在女性身上，而作为雕塑的女性只是单纯地承受了凝视目光。看与被看之间，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区别。作为凝视目光的单纯承受者，女性被物化、客体化。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作为客体的女性无一渗透着男性对女性的心理反应和主观愿望，烙上了作家一己以及男性群体的想象痕迹。她们并不是真实的女性的反映，而是作为雕塑的女性承载着男性文化和男性的生命体验。文本的作者作为美学之父，创造了女性人物，但是同时又把她们禁锢在作家自我狭小的想象空间里，“总之，美学上的父权制把女人缩小成男性本文的所有品，自古以来，妇女形象或文学作品的女性人物都是男性期望的和设计的东西。吉伯特（sndr ·gilbert）和古芭（sn gubr）甚至语义双关地说‘s cretion ‘penned’n ,orever , won hs been ‘penned’‘penned’（男人的一支笔创造了女人，也禁闭了女人。）（《阁楼上的疯女人》）

作为雕塑的美好女性，有必备的特性美貌和女性气质。

金庸笔下的男性人物都是具有强烈的性别意识的，杨过、令狐冲这样多情的少侠便是典型的例子，即使是郭靖、张无忌这样木讷的人，当遇见女性的时候也会敏锐地感受到少女的容貌和气息。

然而，在小说里众多美好女性中，没有“不可逼视”的容貌的大约就是程灵素了。在衡量女性自身价值的时候，美貌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砝码，虽然常常这一点有意无意地被否认。这种男性对女性形象的期待，“这些期待或关涉男性的精神追求，或关涉男性的本能欲望。它们代表着作家男性立场对女性人物世界的制约”，而“男性叙事对这一点的过分迷恋和极度夸大，显然承袭了男权文化传统中把女性当作纯粹的性客体，从而使女性性感无限膨胀而成为女性生命异化物的偏颇”。在金庸众多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里，我们能够看到容貌对女性的爱情中所占的比例，尤其是在一见钟情的爱情故事中。段誉对王语嫣的一见钟情，可以说完全是后者的容貌符合了前者心目中的期待预设。丁典和凌霜华的爱情里何尝不是一开始凌霜华用美貌赢得丁典的心？金蛇郎君在充满怨毒的复仇中虏走温仪，原本先j后杀的，但是，短短几个瞬间，复仇的怨火便消退得干干净净。一个照面，再怎么美好的心灵都不能如此迅速地俘虏仇人的心，恐怕只有美貌才能。一见钟情是最美好的爱情模式，但前提是美貌。如果没有美貌的话，那只能是“见光死”。金庸谈到爱情的时候，说青梅竹马或者一见钟情，然后再白头到老是最美好的。奇妙的是，在金庸的笔下，青梅竹马的爱情却比一见钟情更容易夭折。同时，金庸对美貌的影响力有过分夸大渲染的倾向，在《越女剑》里西施的美貌竟然让情敌打消杀她的意图，虽然说是小说，一切都有可能，但是这种渲染不得不让人存有疑虑。

“对于男性制定的女性躯体修辞学说来，女性躯体的活跃与生动不过是更好地成为男性目光的猎物”，物化的女性躯体成为男性目光捕获的对象，读者顺着文本中男性的目光看到一定格的女性躯体，并且在从中得到自己所期待的愿望满足。“女性的色相美在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仍是女性进入男性视阈，取得与男性同等的人的价值的必要条件。自主型人格只有与她们的性魅力相搭配才能进入男性视阈获得意义。缺乏天仙之貌的女性之大多数，仍无法以正面形象获得男性世界的认同。男x欲望，依然在男性视阈里左右着女性的生命价值。对这些美丽的自主型女性风采的描写始终离不开男性人物仰视、膜拜、认同的眼光，这也说明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自主型女性并不存在疏离男性眼光自足地形成自我世界的可能。这既是对传统‘夫为妻纲’秩序的颠覆，但同时也是在另一层面上不能彻底克服男性中心思维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在描述女性外貌的时候常常使用“不可逼视”。这一方面是男性的凝视目光的发送上；另一方面是凝视的目光在接受者的身上受到阻隔。“看”的受阻是否是因为金庸意识到女性的性别个体、自我世界对来自男性的凝视目光的抗拒呢？

前文已经提到了“女性气质”并非是女性本身的特质的概括，而是对女性的社会文化预设。“如果‘女性气质’用克莉斯蒂娃的语言下定义，……，它就是被父权制象征秩序边际化的气质”，“断定所有的女人必定具有女性特点，所有的男人都具有男子气概恰恰就是一种手段，是父权制的首领们把所有的女人‘而不是女性气质，置于象征秩序和社会的边沿。……那么克莉斯蒂娃对于边际的强调使我们看到了这种对于女性的地位而不是本质的压抑。任何时代被视为从属（或边际）的东西都要依照其所占的地位来决定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从本质到地位的变化如果父权制发现女性在象征秩序中占有一个从属的（边际的）位置，那么，根据阳物崇拜论的观点，女人们代表了男人与混沌之间必不可少的前沿。但是由于她们的边际性，她们总是往后退缩，与外面的混沌世界合为一体，换句话说被视为象征秩序之界限的女人将带有一切前沿的令人困惑的特点他们既不在里边，又不在外边，既不是已知，又不是未知。正是这种地位使男性文化有时候会亵渎女人，认为她们代表了黑暗和混乱，把她们视为巴比伦娼妇，而有时候则褒扬女人，把她们视为具有更高尚更纯洁之本性的代表，尊崇她们为圣母或上帝之母。在前一种情形中，边际被视作混乱蛮荒的外部世界的一部分，而在后一种情形中，边际则被视为内部世界的固有部分――保护和掩蔽象征秩序，使之不受想象中的混沌所干扰的部分。不用说，这种地位不会像父权制权威愿意让我们相信的那样，与女人的任何本质真实相符的。”

如果我们把金庸笔下的女性形象分门别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既有王夫人、康敏、裘千尺这样的恶妇，抗拒男性的控制的同时又反过来希望控制男性，她们的张牙舞爪、残忍、恶毒、丑陋，隐隐约约包含着男性对不听话的女性的恐惧，她们的悲惨下场一方面是角色性格本身的缘故，另一方面是文本中的父权制对拒绝了父权制安排的屈从角色的女性的压制；又有王语嫣、香香公主这样的“木美人”，拥有最惊人的美貌和最单薄的内心世界，毫不客气的说，她们只是一个纯粹的符号、一座纯粹的雕塑。金庸笔下最美好最打动人心的正是那些和英雄一起成长的女性――比如黄蓉、任盈盈、小龙女……美貌、聪慧、无私、忠贞、温柔……她们和男人们一起成长，但是成长经历远比男人们单纯，而她们在外貌和内心世界都无可挑剔，完美得过分。她们是男人的梦中情人，也是女人期冀成为的模范。

但是，这种完美恰恰使得她们失去了人的生命质感，失去了女性的生命内涵。她们不像男性一样有矛盾的内心世界，在神性和魔性之间来回徘徊的矛盾的人，也不是与男性不同的，有不受男性目光干扰的自我世界的、富有女性独特生命感受的性别群体。她们在男性的想象大陆上升腾起来，成为神圣的图腾，在男性的欣赏、仰视、倾慕的目光里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异化――神本化。她们作为高尚的、神圣的图腾，永远悬在目光的上空，让男人满足，让女人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