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2/2)
张超低下头,嘴角露出一丝旁人觉察不到的笑意。他摸了摸额头,然后不急不慢地抬起头,朝后面诸多旁听人员扫了一遍,说:“今天我站在这里,我很害怕,但更多的是不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站在这里接受审判。因为我从来没有杀过人。”
他脸上挂满了无辜,仿佛比窦娥还冤,但接下来整个法庭都被一片惊讶和唏嘘所笼盖,法官锤子都快敲断了。
“什么……你没有杀人?”检察官有些反应不过来。检察官应付过很多故意杀人案的公诉,被告往往也只能从故意还是过失的角度进行申辩,从没遇到被告对前面的证据都没异议,突然最后冒出来全盘否认杀人的情况。
老教授连忙小声提醒:“你干什么!证据确凿,你现在翻供来不及了,只会加重刑罚!我们不是早就商量好对策,你只能从犯罪主观上辩,我和李律会帮你!”
张超低声向导师道歉:“对不起,有些真实情况我只能现在说,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他不管两位大牌律师,目光朝着旁听席上的众多记者和政法从业人员笔直投射过去,深吸一口气,突然将音量提高了一倍,镇定自若地说道:“我说,我没有杀人!法医出具的尸检报告显示我在3月1日晚上8点到12点间杀害了江阳,但实际情况是,3月1日中午我就坐飞机去了北京,第二天也就是3月2日上午坐飞机回杭市,在江阳被害的时间里,我没有任何作案时间。关于我在北京的情况,有两地的机票、监控、登机记录、旅店住宿可以查,并且,我在北京的这一天,分别去会见了我律所的两位客户,一位一起吃了晚饭,一位跟我在咖啡馆聊到很晚。在这短短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大部分时间我都能证明我在北京,无法证明的独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在这短短几个小时里,我不可能从北京回到杭市,杀了人后再次回到北京。江阳是被人勒死在杭市,当天我全天在北京,怎么可能是我杀人?我之所以在公安局写下认罪书,是因为我在里面受到了某种巨大的压力。但是,我没有杀人,我是清白的,我相信法律!我相信法律会还我清白!我要求出示相关证据!”
他环顾一圈沉默的四周,挺起胸口,目光毫不躲闪地迎向了所有人。
当天晚上,最具轰动性的新闻引爆网络。凶手试图抛尸在地铁站被当场抓获,现场有成百上千个目击证人,事后凶手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还上了电视认罪。结果到了庭审这一天,他却突然翻供,一席话推翻了检察官的所有证据链,法院当庭以事实不清为由,暂停审理。
原本清晰明了的案件顷刻间变得扑朔迷离。
事后,他的两位大牌辩护律师告诉记者,事发突然,张超在此前的会面中从未向他们透露这个情况,但目前看来,张超在江阳被害当天人在北京的证据是充分的,至于张超在公安局到底有没有受到某种压力,他们不方便做过多猜测和解读。
当天媒体的新闻稿中,引述了张超自称受到某种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才写了认罪书的说法,事实上他根本没有犯罪时间,人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张超遭到了警方的刑讯逼供。
就在几个月前,浙江省高院平反了轰动全国的萧山张氏叔侄杀人冤案,当年办案的“女神探”聂海芬走下神坛,被控通过对嫌疑人刑讯逼供来录根本不存在的犯罪口供。有此前科,下城区公安分局更是对张超的案子百口莫辩。
法律学者、人大代表看到相关报道后,纷纷建言对案件和相关办案人员进行严肃调查。
与此同时,省市两级检察院领导大怒,认为公安在这起案件办案的过程存在严重猫腻,极大抹黑了本省司法机关的形象,监察部门则要求隔离约谈办案警察。
下城区公安分局顿时深感压力重大,正副局长一齐赶到市政府汇报情况,尽管他们反复表明此案中他们从未对张超进行刑讯逼供,张超认罪态度一直很好,证据链也非常扎实,但上级领导对他们的工作依旧半信半疑。
一位领导问他们,张超那天坐飞机去了北京,你们怎么会不知道,怎么没查他的机票、酒店记录?副局长直想骂对方白痴,如果张超不承认自己杀人,警方自然要他出示不在场证明;现在他自己承认杀人,难道警方还要证明他犯罪时,人不在北京,不在上海,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才能定罪?何况当时审讯时,张超交代了案发当晚他去找了江阳,警方调取了小区门口的监控,看到他的座驾于晚上七点多驶人小区,谁想到张超现在翻供后说这车借给江阳在开,座驾里的人应该是江阳,不是他!
另一位管司法的副市长当面拋给他们一句话:“如果你们证据链扎实,那张超现在怎么可能翻供?”一句话更是问得他们哑口无言。
最后,为了给社会一个交代,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决定成立髙规格的三方联合专案调查组,由杭市刑侦支队支队长赵铁民担任组长,各单位分别抽调骨干人员,约谈相关办案民警,详细地重新调查这起案件。